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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:资深律师,辽宁仕鹏律师事务所主任,其在公司法、房地产法等领域有深厚法学理论功底与丰富实务经验。

在司法实践中,当事人以恶意串通侵害其利益为由而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案件很多,但能胜诉的却很少,“恶意串通”属当事人主观意识范畴,要想认定则非常复杂。

有这样一个典型案例:2008年,作为夫妻的张女士与刘先生共同出资购买了一套房屋,后来,张女士起诉离婚后又撤诉,此后双方分居。2012年,张女士再次起诉离婚时,得知刘先生已于2010年在她毫不知情情况下,将案涉房屋擅自低价转让给案外人曹先生,成交价仅为39万元,是当时市场交易价的四分之一。张女士认为刘曹二人恶意串通,损害其利益,于是诉至法院,请求法院判令该房屋转让行为无效。刘先生辩称,由于当时急需用钱,且并不知晓案涉房屋市场价,也没觉得39万元是低价,于是便将房屋卖给了曹先生,并已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,该转让行为应合法有效;曹先生认为他是善意购买人,权益应受保护。

本案争议焦点在于:对于恶意串通、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当如何证明、应使用何种证明方法,以及要达到什么样的证明标准。法院经审理查明:该案涉房屋真实交易价为100万元,是通过转账支付转到刘先生指定的其他人账户上,且未给对方打收条。另外,在交易过程中,按照二人陈述的属于陌生人之间的交易,交易风险本身就很大,但实际上,双方却未签订任何正式合同文本。上述情形不符合常理,足以认定刘先生和曹先生恶意串通而转让案涉房屋,损害了共有人张女士的利益,故法院认定该房屋转让行为无效。

根据《民法通则》等规定,恶意串通,损害国家、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。但恶意串通的隐蔽性很强,证明难度非常大。在司法实践中,若无法直接证明主观评价要件,只能以确定、周延的客观事实为基础,必要时应借助经验法则予以间接证明。当然,这种经验法则不是个人的经验,而是社会公认的常理。

对于构成恶意串通的判断,还要考虑到证明标准的问题。证明恶意串通不能采取“高度盖然性”的标准,而应当采纳“排除合理怀疑”的标准。即在证明恶意串通事实基本可能性后,证明责任发生转移;待对方辩解不成立才可“排除合理怀疑”,从而认定恶意串通成立,故“基本可能性+辩解不成立”是恶意串通类案件的特殊证明方法。

对此,我建议,在进行民商事活动的交易过程中,务必应以正常且符合常理的标准进行价值判断。若发现交易相对人具有恶意的主观动机,或者债务人将主要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低价予以转让,或明知对方欠有巨额债务的,应当对交易提高警惕,以避免损害发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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